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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理法融通——《刑事审判的理念、政策与机制》读后感

发布时间:2020/1/28 11:05:59  点击数:

唯物辩证,理法融通
——《刑事审判的理念、政策与机制》读后感
唯物辩证,理法融通——《刑事审判的理念、政策与机制》读后感
 
这是一个最坏的春节假期,也是最好的春节假期,有整段的时间来读书学习。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江必新著的《刑事审判的理念、政策与机制》,该书是作者对刑事司法审判的工作感悟与规律探索。我就该书的读后感总结以下三点。
一、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与原则,构建刑事法治纲领
前六章作者概括阐述刑事审判应该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以及刑事法治应遵循的十大原则。十大关系是:审理中立与相关主体之间协调配合的关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消极被动与主观能动的关系,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证据的客观性与合法性的关系,自由裁量与量刑均衡的关系,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关系,依法打击与贯彻无罪推定的关系,有效打击与省刑慎刑的关系,一般预防与特色预防的关系。十大原则是:惩罚犯罪与正当目的原则,可预见性与罪行衡平原则,刑法谦抑性与宽严相济原则,刑法平等与惩矫结合原则,依法裁判与程序正当原则。
在十大关系中的“处理好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一节,作者认为法官必须追求客观真实,尽可能地恢复案件的本来面目,只有在无法恢复真相的时候,才退而求其次,追求法律真实。实际上,按照世界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辩证法原理,由于认识的主观性和有限性,案件发生以后,完全恢复它的原貌是不可能了。但恢复案件事实不不是恢复所有的细节,只要恢复与犯罪构成要件相连接的事实,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如果对一些影响犯罪构成的事实无法查证,那就应当按照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原则来判案。
在十大原则中“刑法谦抑性与宽严相济原则”一节,作者认为,刑法谦抑性原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谦抑”一词起源明代王阳明所著《教条示龙场诸生》中“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后传入日本并成为近代刑法法治原则,其理论依据有,一是刑罚功能达到双重性,刑罚能够惩防犯罪,但会产生限制或剥夺罪犯自由的负面效应;二是刑罚成本的昂贵性,每判处死一名罪犯,从侦查、起诉、一审、二审、复核诉讼程序,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因此,维持刑罚体系运转需要的成本是不菲的;三是刑罚效应的递减性,贝卡利亚说“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总是顺应着它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为了唤醒麻木的心灵,又需要采取更严厉的刑罚,这样就会陷入重刑主义的恶性循环,无论如何严厉,终究超越不了人类器官和感觉的限度,因此就像家暴孩子产出“抗药性”,从而降低教育效应一样,滥用刑罚导致刑罚效应的递减;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回顾我们的历史,秦朝奉行严刑峻法,很快元气耗尽走向安息。相反,以儒家思想指导德法结合的唐朝,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和谐社会局面。贯彻刑罚谦抑性原则,实现刑罚宽缓化,是历史的进步表现和必然结果,我们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贯彻,一是罪的谦抑,合理划定犯罪圈。犯罪行为必要是只有严重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并且只适合用刑罚来惩处,如果出现刑罚不能达到预防和抗制之效果,某一危害行为运用民事、行政或道德手段足以管用时,通过刑罚产生的作用弊大于利时,则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二审刑的谦抑,省刑宽缓化。刑罚体系的设立必须符合该国国情,符合国民的平均价值观念。现代社会,财产刑,轻罪缓刑化适用率越来越高。但对于危害国家安全,重大恶性刑事案件,适用死刑还是符合大众安全的情感需要。
二、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004年12月,罗干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经过15年的司法改革和贯彻落实,我们要摒弃重刑主义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科学刑罚观的基础上,坚持立法、司法、刑罚执行并举的方针,齐头并进加以推进,在司法审判环节可以从以下几个路径实现宽严相济政策。一是充分发挥《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出罪功能。将那些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但实质上遂社会危害轻微,不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的行为,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宣告为无罪,不能受被害人家属和社会舆论压力不敢宣告无罪,而采取定罪免罚的折中方式处理。二是综合考量法定量刑情节,确定案件总体从宽还是总体从严。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做出分析判断,以决定总体从宽还是总体从严。三是更加注重酌定量刑情节,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考虑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犯罪的对象、犯罪手段方法、犯罪的时间和地点、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等,灵活掌握运用各种事实情况。
在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坚持并用互补,合法有度、中理得情、审时度势、平等同仁的原则,逐步实现刑法的宽缓化、人性化,注意轻罪其轻、重罪其重。
三、“合作主义”的犯罪责任与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模式,大陆法系的职权纠问主义,英美法系的当事人对抗主义,我国是间于两者的中间形态,强调法院与抗辩双方的合作,故为合作主义诉讼模式。
刑事诉讼中,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明责任为原则,被告人举证的例外,反驳推定的事实、阻却违法性事实、去外地不在犯罪现场等积极抗辩主张、独知的事实等,被告人负有举证责任。
从合作主义立场出发,证明犯罪应当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应当优先有证明能力的证据加以证明,以相对排除理念对待非法实物证据;二是坚持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也要有效激励被告人认罪认罚;三是坚持审判独立和中立原则,也要尊重其他权力机关的决定,维护法的安定性、和谐性;四是坚持直接言辞原则,鼓励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五是对客观证据高度警惕,莫让以鉴代审。
总之,作者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对刑事审判的理念、政策与机制予以解析,给读者耳目一新的体验。
 
作者:曾庆鸿律师
2020年1月28日(正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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