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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版“绝命毒师”案

发布时间:2020/12/22 12:50:58  点击数:

河南版“绝命毒师”案
文/曾庆鸿律师

 
简要案件|绝命毒师,制造贩卖新类型毒品两百多千克
2014年,被告人赵某、杜某某投资购买设备、原料,纠集高某军、李某朋在濮阳市龙源化工厂院内生产制作∝-PVP(卡西酮的一种衍生物),后生产出半成品白色粉末和部分成品结晶体,由于2015年10月1日国家对∝-PVP列管,赵某等人停止生产并销毁部分产品。
2017年初,四被告人商议龙源化工厂重操旧业,购买了甲醇、乙酸乙酯等原料,加工成∝-PVP成品,通过物流贩卖给王某刚和徐某林,收到货款共计107万余元。其中,贩卖给徐某林∝-PVP 共53千克,贩卖给王某刚∝-PVP约126千克。
案发后,公安机关在龙源化工厂和李某朋的小车内查获∝-PVP成品晶体60余千克,半成品固液混合物17余千克。经鉴定,上述扣押的成品晶体毒品疑似物检出1-笨基-2-(N-吡咯烷基)-1-戊酮(∝-PVP,CAS号:14530-33-7)成分,含量80%左右。

 
二审结果|所有被告人加刑一档,首犯判刑死刑
河南省高级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赵某、杜某某、高某军、李某朋为牟取非法利益,制造、贩卖毒品-PVP,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四上诉人通过王某刚贩卖到境外的毒品应当计入四人贩卖、制造毒品的数量,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上诉人徐某林为牟取非法利益,走私、贩卖毒品α-PVP数量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制造毒品犯罪属于应当严厉打击的源头性犯罪,本案中赵某、杜某某、高某军、李某朋制造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且顺卖到境外,造成劣影响。在共同犯罪中,赵提供生产场地,出资购买设备和原料,负联系客户,分配赃款,在制造、贩卖毒品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罪行极其严重,无认罪悔罪表现;杜某某出资购买设备和原料,联系客户,行为积极主动;高某军负责生产,也承担发货任务;李某朋负责发货,也承担生产任务上诉人赵某、杜某某、高某军、李某朋均系主犯,依法应子严惩上诉人徐某林为贩卖而购买毒品,且走私到境外,系单独的毒品犯罪环节,所涉及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依法应予严惩。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上诉人赵某、杜某某、高某军、李某朋、徐某林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濮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及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意见成立,予以支持。因此,判决:撤销原判,改判赵某死刑,杜某某死缓,高某军、李某朋、徐某林无期徒刑。
 
裁判说理|法理加证据回应辩方异议
1.-PVP属于刑法规定的毒品
(1)刑法关于“毒品”的规定。《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的麻醉药和精神药品。
(2)《刑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非药用类麻醉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及其附表《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系根据国务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款授权制定。根据2016年6月24日国家禁毒办印发的《104种非药用类麻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依赖性折算表》,∝-PVP与甲基苯丙胺的折算比为1:0.4,说明其具有使人形成瘾癖的社会危害性。
(3)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4月29日对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批复认为,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及附表《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PVP列入其中序号91),是根据国务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款授权制定的,可作为认定毒品的依据。该批复属司法解释可以作为认定-PVP系毒品的依据。
综上所述,-PVP属于受到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属于《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的毒品。
2.本案上诉人明知走私、販卖、制造的物质是∝-PVP
(1)客观上,赵某、杜某某、高某军、李某朋制造、贩卖的物质是α-PVP。赵某、杜某某供述在2015年时知道其生产的系违禁品,不能卖了,就销毁了一部分。2017年,四人又将剩余的产品进行加工并对外出信,四人均供述生产的只有一种产品且将该产品卖给了王某刚、徐某林等人,案发后,侦査机关从濮阳生产窝点查获的毒品疑似物与从王某刚的货代处查扣的毒品疑似物经鉴定均系-PVP。
(2)主观上,赵某、杜某某、高某军、李某朋、徐某林明知制造、贩卖、走私的物质-PVP是毒品。经査,上诉人赵某、杜某某、高某军、李某朋在侦查阶段均供述明知其生产的物质已经被国家列管,赵某、杜某某在获知所生产的物质被管制后把部分成品销毁;证人倪某强证实在向赵某、杜某某传授制造-PVP技术时,赵某、杜某某已经在生产-PVP且明知生产的是a-PVP;赵某、杜某某、高某军、李某朋向他人邮寄a-PVP时,使用虚假的姓名、联系方式,上述证据及行为足以证实赵某杜某某、高某军、李某朋在主观上应当明知α-PVP是毒品。虽然徐某林辩称其向赵某等人购买的是PVP-ARP2但赵某、杜某某等人供述能证实销售给王某刚、徐某林的是同一种物质,王某刚购买的物质部分被查获,经鉴定系-PVP,所以卖给徐某林的也是-PVP;徐某林支付高额运输费将该物质通过非正常途径走私到俄罗斯,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易中的行为方式,其供述为了不给警察留下证据,扔掉作案用的手机等,足以证实徐某林主观上应当明知其走私、贩卖的-PVP是毒品。
3.侦机关扣押的毒品疑似物与鉴定的物质具有同一性。
经查,2017年10月1日,公安机关在龙源化工公司院内制毒地点査获大量毒品疑似物,对龙源化工公司院内李某朋大众轿车车内后排座上、后备箱内搜出大量毒品疑似物,对李某朋的福特轿车从濮城汽车站扣押至濮城派出所后,进行了搜査、扣押称量和取样。根据《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涉案物品的称量、取样等方面虽然存在不规范之处,但是有高某军、李某朋和见证人分别在搜査、称重、取样笔录上签字确认,不影响对物证同一性的认定。
4.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毒品实验室作出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并作为定案依据。
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时,本案的三份毒品鉴定意见均未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格证书,庭后公诉机关补充提交了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资格证书,庭外分别征求了被告人及护人的意见,进行了质证,二审中又对该部分证据进行了法庭质证。经审查,鉴定机构有毒品鉴定资质,鉴定人均具有对毒品的鉴定资格,且鉴定方法科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5.关于护人提出涉案的-PVP的流向和用途未查清,在案证据不能证实五名上诉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涉案毒品,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意见。经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按照药用类和非药用类分类列管。其中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指未作为药品生产和使用,具有成瘾性或者成瘾潜力且易被滥用的物质,国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列管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辩护人所提意见针对的是贩卖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而本案中的a-PVP是2015年新增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的品种,被《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所列管,故辩护人所提上述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案后总结|无冤求情重在辩护过程
我们在办理证据充分的重大案件时,律师的辩护效果不易体现,那么,有人以结果评价说请律师辩护无用,显然是对律师职业的误解。例如,病人患有肝癌,明知花再多的钱治疗可能也无力回天,只有医生按照规程尽心尽责治疗,医生就是称职,不能以患者病逝来否定医生的工作。同理,评价律师工作也是如此。刑事案件的结果由司法机关裁判,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律师无法掌控,甚至难以准确预测结果,关键看律师的工作过程是否勤勉、专业。本案中,从结果看,由于检察院抗诉,二审所有被告人的量刑加重一档,为失败案件。从辩护过程来看,律师已经尽力,对案件存在的证据问题、法律适用问题、犯罪作用大小问题等等,均做了全面而精细的辩护,庭审效果辩方有优势,可以说,律师服务过程良好。在此,在办理类似案件时,律师要事先与当事人及其家属打好“预防针”,实事求是,客观而理性分析,获得他们对辩护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总之,我们把律师服务过程做好,让客户参与辩护,创造更多的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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